美国政府以“纠正贸易不公平”“促进制造业回流”为名，将关税政策“武器化”，推出所谓“对等关税”等一系列单边关税措施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贸易伙伴极限施压，是典型的贸易霸凌行径，遭到国际社会强烈反对。
显然，偏激又疯狂的“对等关税”政策不仅不会让美国如愿，反而暴露了其“内病外治”的本质——将国内产业空心化、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归咎于他国，试图通过单边保护主义掩盖自身治理失能。这种短视行为不仅损害全球经济秩序，为世界经济带来巨大混乱和不确定性，更让美国政府“作茧自缚”，搬起石头砸向自己的脚。
看历史，早有前车之鉴。
1930年，面对国内经济危机，美国时任总统胡佛不顾上千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，签署《斯穆特—霍利关税法》，将2万多种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。此举招致多国反制与报复，搅乱了世界经济、加剧大萧条。
在不少学者看来，本届美国政府和当年的胡佛政府类似，在面对国内经济问题时，转向加征关税，可能招致类似的结果。
看现实，注定站不住脚。
美国经济多重失衡问题具有复杂深层次原因，以“贸易逆差受损论”为由滥施关税，既找错了“病根”，也开错了“药方”，无助于解决其自身问题。
加征关税解决不了贸易逆差。
美国政府将贸易逆差归咎于“他国占便宜”，却刻意忽视了自身经济独特的“双循环”系统：贸易端持续逆差，向全球输出美元流动性，金融端则通过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国债市场吸纳美元回流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贸易逆差是美国低价收割全球商品、实现资本增值的必然结果。不改变经济结构，企图通过加征关税改变逆差，理论上站不住脚，实践上也行不通，完全是罔顾事实、违背规律。
加征关税解决不了产业空心问题。
美国长期凭借美元霸权大力发展金融等服务业，由于要素条件变化，美国制造业大量向海外转移，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本世纪初的25%下降到目前的17%。要想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，面临劳动力成本和效率、基础设施和能源瓶颈等多重问题。关税增加不仅解决不了问题，反而可能推高企业生产成本，加剧产业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的恶性循环。
加征关税解决不了财政失衡。
美国以“贸易失衡”来发动贸易战不过是障眼法，更为严峻的问题在于其长期且严重的财政失衡。长期以来，美国持续扩大军费开支、对内大幅减税并扩大福利开支，财政赤字大幅增长。2000—2024年，美国年均财政赤字率达4.6%，明显高于此前三十年平均的2.6%。美国政府“关税增收计划”也只能是画饼充饥，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统计，4月5日—4月13日累计仅征收5亿美元“对等关税”，远低于此前预计值。同时，高关税导致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加大，也将进一步影响政府税收收入。
可以说，储蓄率低迷、制造业衰退、金融化过度等结构性痼疾，才是美国财政赤字、贸易逆差等问题的根源。美国本轮政府简单粗暴将经济问题归咎于贸易逆差，实则是因果倒置。
历史脉络清晰地说明，美国的发展离不开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“长期输血”，非但没有“吃亏”而且长期“占便宜”，所谓“美国吃亏论”可以休矣。
美国政府唯有深刻反思霸凌行径、摒弃零和思维，多从自身找原因，推动结构性改革，同时回归多边贸易框架，同各国一道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，才能真正解决其经济失衡问题，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。
(来源:人民日报客户端)
